《红高粱家族》翻译生产过程社会学分析
The Production of Red Sorghum 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汪宝荣
汪宝荣，香港大学翻译学哲学硕士及哲学博士，现为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导、翻译学科方向带头人，浙江财经大学“杰出中青年教师资助计划”获得者。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翻译研究中心（2010）、美国杜克大学东亚系（2015—2016）访问学者。学术兼职有Meta、Translation Studies等国际翻译学权威期刊审稿人、杭州市“十三五”（2016-2021）哲学社会科学外国语言学学科组评审专家等。主要从事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社会翻译学、中国翻译史等领域研究，业余从事英汉翻译实践。出版专著、译著各2部，发表学术论文及学术译作80余篇。目前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翻译社会学视阈下中国现当代小说译介模式研究”（15BYY034）。
摘要：本文整合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和拉图尔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考察美国翻译家葛浩文译者惯习的形成及其介入美国文学场域，分析有关行动者如何通过资本转化构建《红高粱家族》翻译发起和出版行动者网络，促成葛译本在美国的成功生产，最后分析翻译及编辑方式对葛译面貌的影响。葛浩文的译者惯习决定其翻译方式是学术性与商业性兼顾，既忠于原文，又灵活变通。葛浩文既“忠实”又“叛逆”的译法看似吊诡，却帮助他在美国文学场域取得了成功。这两种社会学理论的合并运用为翻译生产及传播过程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
Abstract: Drawing on Pierre Bourdieu's field theory and Bruno Latour et al's Actor Network Theory, this paper first investigates how American sinologist Howard Goldblatt developed his translator’s habitus and entered a hypothesized American literary field. Then it analyzes how various human and non-human actors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veral forms of capital to create translation initiation and publication networks, thus bringing aboutRed Sorghum’s successful production in America. Finally, an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the translation and editorial mode onRed Sorghumreveals that Goldblatt adopted a highly flexible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by combining fidelity and creativity. Paradoxical as his translation strategy may strike us, it helped Goldblatt achieve tremendous success as a pre-eminent translator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These two sociological theorieswhen combined offer a valid tool for analyzing theprocesses of translation production.
Key words:Red Sorghum; Howard Goldblatt; production process; field theory; Actor Network Theory
葛浩文与莫言
1引言
2012年10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旋即引起国内外媒体和学界对其作品翻译与传播的热议。英语是当今最重要的国际语言，莫言作品英译者葛浩文无疑居功至伟。葛浩文透露，诺奖评审委员会主席告诉他，其英文翻译对他们的评审“至关重要”（Sparks，2013）。确实，葛浩文翻译的《红高粱家族》（1993）、《天堂蒜薹之歌》（1995）、《酒国》（2000）、《丰乳肥臀》（2004）、《生死疲劳》（2008）等莫言小说在英语世界接连出版，获得广泛好评，使莫言的国外影响渐增，终于走上瑞典学院的领奖台。莫言（2010：153）自称《红高粱家族》是他“最有影响的小说”。巧合的是，该书也是葛浩文翻译的莫言作品中销得最好的。2008年初，葛浩文查看英文版销售记录后发现，这本书连续印行15年未绝版，“已经（累计）发行两万册左右”（河西，2008）。众所周知，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美一般只能卖出几千册，两万册可说是一个销售奇迹。因此，《红高粱家族》英译及传播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个成功范例，值得深入研究。
社会翻译学最新进展之一是翻译生产与传播过程研究，注重分析行为者（又称“行动者”）如何合作构建并运作一个“行动者网络”，最终实现译作的生产、传播与接受（Kung，2009）。从社会翻译学视角看，译作是“文化产品”，须经生产（翻译、出版）和传播（营销、阅读、接受等）环节。由于汉语在当今世界格局中属于“边缘语言”，中国文学译作在英语世界普遍生产不易，传播受阻，因此需要研究翻译生产与传播过程，尤其成功案例的运作机制，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近年来，一些国内学者译介或述评了西方翻译社会学理论及研究成果，有的还发表了原创的个案研究，但重点介绍、应用的是布迪厄（P. Bourdieu）的社会学理论，翻译生产与传播过程研究尚阙如。本文尝试整合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和拉图尔（B. Latour）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首先考察葛浩文如何形成译者惯习及介入美国文学翻译场域，然后分析有关行动者如何利用各自的资本及资本转化在场域内运作，构成翻译发起、出版和生产网络，最终实现《红高粱家族》英译本在美国的成功生产。
2理论框架
目前用于翻译研究的主要有三种社会学理论，布迪厄的理论获得广泛应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卢曼（N. Luhmann）的社会系统理论则较少被运用。这三种理论均被用于解释社会世界，但对“社会”（social）的含义和社会（societies）由什么构成的理论假定大异其趣，且各自的世界观和具体研究的问题相异，因此它们“各有盲点，既相互抵触又相互充实”（Buzelin，2013：187）。显然，如何化解这三种理论相互抵触之处，基于它们相互充实的理论基础整合成一个强大的理论工具，是有待攻克的学术难题。本节首先概述场域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然后讨论将它们合并运用于翻译生产过程研究的必要性。
2.1布迪厄的场域理论
鉴于国内学者对该理论的介绍较多，本文只重点阐释“资本”的定义和场域的基本运作法则及内部等级结构。布迪厄把社会个体视为具有能动性的“行为者”（agent），认为其行为基于惯习，而“惯习是个体社会化后的一种主体性”（Bourdieu & Wacquant，1992：126）。Bourdieu（1997：47-54）指出：“资本的运作倚赖一个特定的场域，以或多或少昂贵的转化为代价，转化是资本在场域中起作用的先决条件”；资本不仅指经济资本，也指非经济资本，包括文化、社会、符号资本。资本可相互转化，但“其它形式的资本都来源于经济资本。”经济资本可直接转换成金钱，“会以产权的形式制度化”；文化资本指个体在社会空间中所受的教育、从事的职业及获得的文化资源（如著作、译作）；社会资本指个体在社会空间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义务（Bourdieu，1997：47）；符号资本（也译作“象征资本”）指“被象征性理解的任何一种形式的资本”（Bourdieu，1997：56），尤指个体在社会空间中享有的“信誉”（Bourdieu，1990：120）。
布迪厄认为，社会空间结构可分为哲学、政治、科学、文学场域等，构成一个竞争不断的“权力场域”，即具有分配资本和决定社会结构能力的结构空间。文学场域的行为者包括作家、文学研究者、评论家、译者等，主要基于文化资本的积累而运作，而权力场域的运作主要依赖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因此文学场域在权力场域中一般处于被支配地位(Bourdieu，1993：37-40)。由此推论，至今仍流行的传统翻译观认为译作是原作的替代品、衍生物，这就导致译作在权力场域中获取的符号资本远少于原作，因此翻译场域（目前西方学界仍就“是否存在一个自治的翻译场域”争议不休）在文学场域中一般处于被支配地位。
2.2行动者网络理论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由拉图尔、卡隆（M. Callon）、劳（J. Law）等人创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Crawford，2005：1）。ANT内容庞杂，本文从核心概念“行动者”“网络”切入尝试释解其理论要点。拉图尔等人认为，以往的社会科学多以人类为中心，将“自然”与“社会”、“人类”与“非人类”对立，不适合分析社会世界，因为社会世界中还有机器、动物、文本、杂合物等非人类（Murdoch，1997），也即所有参与文化生产的行动者，不论是不是人类，都应被视为同等对待的研究对象。Latour（2005：71）强调指出：ANT所称的“行动者”既包括人类行动者，也包括观念、技术、生物等非人类行动者，“任何通过制造差异确实改变了事态的都是行动者。”Callon（1999：181-182）解释说，ANT假定行动者“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行动者“可能有一种招募（enroll）和支配（其他行动者）的权力，也可能是一个没有主动权、只好听凭招募的行为者”。ANT所指的“网络”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网络。Latour（1999：19）指出：“行动者网络理论从来就不是一种关于社会由什么构成的理论，而是遵循民族方法学途径的另一种方法……旨在研究行动者做了什么，怎么做的，为什么那么做。”Law（1987：113-114）认为，行动者网络是诸多互动的行动者通过“异质工程”（heterogeneous engineering）构建的关系网络；行动者的行动使得异质因素形成网络，而网络能够重新定义或转变其构成因素。Callon（1999：182）指出，ANT之所以强调网络的重要性，是因为单个行动者不管有多强，都不可能独自完成一项行动，而是需要从网络中其他行动者那里获得能量，从而共同完成行动。总之，行动者与网络相互建构，网络由行动者联结而成，但行动者离开了网络就无法行动。
2.3 整合运用两种社会学理论的必要性
运用场域理论可以解释行为者（如译者）如何在文学场域中形成惯习，如何发起或参与翻译生产与传播项目，如何逐步积累资本，如何反过来影响场域。但该理论框架下的行为者限于作者、译者、出版商、评论家、读者等人类行动者，不包括文本、影视作品、技术、观念等非人类行动者，且没有清晰地界定行为者关系网络。布迪厄强调行为者对场域的“结构”作用，却没有考虑到行动者网络对现代社会一切生产活动的重要性。场域理论的这两个明显的不足，行动者网络理论正好可以弥补。Buzelin（2005）注意到这两种理论的互补性，称它们为翻译研究中“意外的盟友”。Buzelin（2007：142-143）指出：“借用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翻译研究者往往忽略对翻译、校对和润色等译者行为的分析”，而拉图尔的研究路径侧重分析翻译生产过程，包括翻译选材、翻译模式等过程性行为。Bogic（2010：180）也认为，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引入会使翻译研究者更加关注翻译生产过程，并重新界定翻译行为者，把各种行动者考虑进去。
本文整合运用这两种社会学理论的互补部分，采用“中观分析法”（Buzelin，2013：190），利用各种文献资料，包括莫言和葛浩文的自述以及访谈、《红高粱》英译本的封页设计、出版说明、英文书评等副文本、出版社的背景资料与网络资源等，分析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如何在美国文学场域通过资本转化构建并运作一个行动者网络，顺利完成葛译《红高粱》在美国的生产。任何一种社会学理论都只是帮助我们观察社会现实的概念工具，例如，我们“假定”有一个文学场域，各种文化生产者在场域内争斗（Gouanvic，2002：99）。同理，本文所称的“行动者网络”也是为便于分析而假定的。
3葛浩文译者习惯的形成及其介入翻译场域
Simeoni（1998）提出“译者惯习”假说，其核心观点是“译者的顺从”，即自古以来译者往往甘心顺从于社会规范，因此翻译至今仍是一个高度“他治”的职业和场域。目前西方学者对“译者顺从说”既有赞同，也有质疑，但“译者惯习”已成为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译者惯习一般包括对原作的选择、翻译策略和译者的翻译观（邢杰，2007：13），此外，翻译操作方式如原文理解、译文表达、译稿校改等也是译者惯习的重要体现。葛浩文就提到多年的翻译实践使其翻译操作方式“内化”（Sparks，2013）。
葛浩文译者惯习的形成循着一个清晰的发展轨迹：从喜欢学中文到爱上中国现代文学再到痴迷于中国现代小说翻译，直至逐步形成其译者惯习。葛浩文1939年出生在美国加州长滩市，在“不怎么样的”加州州立大学长滩校区读大学，但他“不爱读书，成天贪玩”，对中文也没有兴趣，“差点毕不了业”（赋格、张健，2008）。大学毕业后，他在一所小学教了一个学期，发现自己不爱教书。1962年，他应征入伍。长滩有一个美国海军造船厂，二战期间葛父曾在那儿工作，葛浩文很自然地参加了海军（Stalling，2014：2）。在海军军官预备学校学习四个月后，他被派到台湾当通讯官，后被调到日本，上了一艘军舰，眼看就要前往越南参战的他意识到“不能就这么断送了年轻的生命”，于是申请返回台湾（赋格、张健，2008）。这次他“如梦方醒”，中国语言文化迷住了他，使他的“人生方向掉了个个儿”（Stalling，2014：2）。他请一个东北人上门教他中文，历时一年半，发现自己颇有学中文的天赋，其中文学习惯习开始形成。两年后，葛浩文退伍，到台湾师范大学进修中文，他的中文惯习进一步强化，“一度着迷到想做中国人的地步”（Levitt，2013）。
1968年，因父亲病危，葛浩文回到美国。1970年，因中文说得好，被旧金山州立大学录取为研究生，指导老师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奠基人之一的许芥昱。正是许芥昱引导他走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翻译之路（Goldblatt，2012：94-95）。葛浩文从许芥昱口中听到萧军、萧红的名字，随后读了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这是他读的第一篇中文小说（赋格、张健，2008）。1971年硕士毕业后，葛浩文进入印第安纳大学，师从柳亚子之子、华裔学者柳无忌攻读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在读了萧红的全部作品后，他“决意以萧红为翌年博士论文的题目”（葛浩文，2012：169），他的现代中文小说研究惯习开始形成。①
1974年，葛浩文完成题为《萧红评传》的毕业论文，获博士学位；两年后，该论文在美国正式出版。著名文学史家夏志清（Hsia，1977：103-104）评论道：《萧红评传》“既是一部相当可读、完全可靠的传记，也是全世界范围内对萧红文学生涯的首次系统的考察。”夏志清强调指出：“我重申自己对他的这部持论审慎公允、研究方法完美无缺的评传的高度评价；他还在翻译现代中文小说，对此我更是钦佩。”葛浩文凭借其首部学术专著成功进入文学场域，开始积累其作为汉学家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因撰写博士论文之需，他翻译了萧红的部分作品，随后译成萧红名作《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他的中国现代小说翻译惯习初步形成。葛浩文表示，“那是我第一次做翻译，尽管译得不是很好，但我真的喜欢做翻译”（Lingenfelter， 2007）。
1979年，葛浩文的首部译作《生死场》和《呼兰河传》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受到英美学界的好评：卜立德（Pollard，1981：410）认为，葛译《呼兰河传》“不仅准确，而且有时读来令人愉悦，是英语美文的典范”；胡志德（Huters，1981：190）指出：“葛译的质量令人钦佩，清楚准确，大体上捕捉住了原作的感觉”，“有几处（尤其小说开头处）英文读起来好过原文。”从场域理论视角看，葛浩文凭借英译萧红小说的成功，在美国文学翻译场域的争斗中胜出，开始积累其作为中文小说译者的符号资本，同时赢得了更多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为日后联结到商业出版网络奠定了基础。葛浩文指出，大学出版社有其固有缺点，“不管作品多么好，销路总是一般，因为没什么钱做广告”（季进，2009：51）。因此，作者和译者想要在美国文学场域占据要位，必须联结到商业出版网络。若干年后，经著名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推荐，美国格罗夫出版社（Grove Press）约请葛浩文翻译张洁的小说代表作《沉重的翅膀》（罗皓菱，2013）。1989年，葛译本顺利出版，Steinberg（1989：49-50）在《出版人周刊》发表书评指出：“张洁的这部小说被视为实行改革开放不久中国文坛的一大突破。……葛浩文高超的译笔为原作增光添彩。”译作初次商业出版即获成功，使葛浩文信心倍增，从此坚定地走上了文学翻译之路（Lingenfelter，2007）。
到了90年代，随着译作接连出版，翻译经验逐步累积，葛浩文的译者惯习（包括原作选择的取向、翻译观、翻译策略及具体翻译方式）基本成形。葛浩文说：“我是悲观的人，喜欢严肃、讽刺的作品……写黑暗的、矛盾的、人与人之间坏的。”（曹雪萍、金煜，2008）鄢佳（Yan，2013：ix）认为，葛浩文早年的从军经历和后来接受的学术训练及其文学偏好，驱使他选择严肃的中国现当代小说进行翻译。确实，葛浩文翻译的萧红、莫言、苏童等人的作品均符合其选材标准。葛浩文的翻译观或翻译原则可归纳为：以译文读者为依归，尊重汉英语言文化差异，力避字面翻译或照搬原文形式结构，注重再现原文的意义、内容和风格（Sparks 2013）。
4葛译《红高粱家族》生产过程社会学分析
葛浩文英译《红高粱》
“由于文化霸权主义和唯我为上意识盛行，美国人普遍抵制英译作品”，导致商业出版社对出版译作“很小心”，因此美国翻译书市一向“低迷”（Wimmer，2001：71）。在此背景下，中国文学向英语世界译介传播的渠道受限，目前大多通过输入国译者即汉学家或华裔学者主导网络和输出国机构（如外文出版社）资助网络的运作（Kung，2009：127-128），由英美商业出版机构主动发起的较少。《红高粱家族》英译项目事先没有任何机构主动发起或个人约请，依托的是译者发起及主导网络。②其生产过程涉及的主要行动者有：
（1）人类行动者：莫言、葛浩文、郑树森、葛浩文的台北朋友、出版商（维京企鹅）、谭恩美、刘绍铭、文字编辑等。
（2）非人类行动者：电影《红高粱》、小说《红高粱家族》中英文文本。
以上行动者协同构建了生产行动者网络，包括项目发起、出版、翻译生产网络。
4.1 翻译项目发起网络的构建与运作
根据ANT，一般需要有某个行动者去招募其他行动者，方能构成一个交互关系网络。在《红高粱家族》英译项目中，该行动者正是葛浩文。葛浩文选择原作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他喜欢，二是有友人推荐，但重要的是作品本身使他感兴趣（Kung，2009：128）。关于选择翻译《红高粱家族》的缘起，葛浩文回忆道：
我有一个在香港科技大学的朋友③，有一年，他给我寄了一份刊物，登着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他说这是应该注意的。我就开始看，我很惊讶，莫言能有这样的热情来写这样一部小说，其中既有恨，又有爱。我说我一定要翻译。我就写信转给莫言。莫言回信说他很高兴我能翻译他的著作。后来，我到了台北，有一天在朋友家休息。我问他，有什么好书吗？他说有一个大陆作家写的书叫《红高粱家族》。我拿来看了起来，没看多少，我就坐不住了，我决定《天堂蒜薹之歌》暂时放弃，先翻这部作品。这绝对是一个突破。我马上跟莫言说，《天堂蒜薹之歌》是很了不起，但是这本书恐怕更值得我翻译。（河西，2008）④
莫言证实，葛浩文在1988年首次写信给他，自称是“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的研究生”，请求翻译《天堂蒜薹之歌》。莫言当时的反应是，“有人（要）把自己的书翻译成外文，那是很高兴的事情，根本就考虑不到我要拿版税呀”，于是就同意了。后来，葛浩文决定先翻译《红高粱家族》，莫言也没有异议（莫言、王尧，2003：234-236）。以ANT观照，郑树森、葛浩文及其台北朋友、柳无忌（柳亚子）、莫言及其小说通过各自的资本相互联结，构成翻译发起行动者网络，其运作过程大致如此（图1）：郑树森的推荐使葛浩文再次热切关注莫言小说，这是社会资本运作的结果；此前葛浩文已被莫言小说“深深打动”，这次在他看来“既有恨，又有爱”（题材吸引人）的《天堂蒜薹之歌》被招募到网络中，引起他强烈的翻译欲望；葛浩文欲翻译，须取得翻译版权，而当时的他对于莫言只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他利用与柳无忌的师生关系即社会资本，并通过后者联结到柳亚子的声望，为自身赋予了符号资本，使莫言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⑤；台北朋友的推荐使葛浩文的兴趣转向《红高粱家族》，同时，1988年春由张艺谋导演、改编自该小说的电影《红高粱》在美国引起轰动，这部小说的符号资本远大过《天堂蒜薹之歌》，因此葛浩文决定先译《红高粱家族》。
4.2 翻译出版网络的构建与运作
英美商业出版社对出版译作很谨慎，因此，葛浩文要在美国出版他的译作，最棘手的是招募商业出版社。葛浩文如何招募到知名出版社维京企鹅？翻译出版网络又是怎样构建的？
《红高粱家族》翻译项目启动前，葛浩文已在美国翻译出版了11部现代中文小说（含港台作品），其中7本由大学出版社出版，4本由商业出版社推出（季进，2009：55）。这些书出版后，得到评论界普遍好评，确立了葛浩文在美国文学场域的地位和声誉（即符号资本），扩大了他的文化资本，也使他与美国多家出版社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社会资本）。只要他把《红高粱家族》翻译出来、招募到出版社的经济资本即可出版译作。《红高粱家族》英译本出版网络的构建与运作大致如此（图2）：获莫言的授权后，葛浩文着手翻译了第一章“红高粱”前八节，即译到“我奶奶”被日军机枪射中倒在血泊中，刚好与电影《红高粱》震撼人心的最后一幕相呼应。葛浩文把译稿试投给维京企鹅图书公司（Viking Penguin）。⑥出版社编辑慧眼识珠，立即看出《红高粱家族》的文学价值，同时电影《红高粱》引起的轰动也让出版商意识到小说的商业价值，于是当即表示同意签约，并开出一个诱人的好价钱。就在这时，葛浩文的好友、美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Amy Tan）被招募进来，她把自己的出版经纪人桑德拉（Sandra Dijkstra）介绍给葛浩文，后者利用其出版经纪人身份（文化资本），代表葛浩文与出版社洽谈，最终争取到比原报价高四倍的版税（赋格、张健，2008）。汉学家葛浩文的非经济资本、《红高粱家族》的文学价值（文学资本）和电影《红高粱》的符号资本相互联结，使葛浩文招募到出版商这个重要的行动者及其经济资本。接着，葛浩文利用其社会资本联结到谭恩美和桑德拉，向出版商争取到更大的经济资本。不久，葛浩文再次凭借其符号资本获得美国全国艺术基金会的资助。充裕的经济资本不仅能保障译作的出版，也能使译者全身心地投入翻译，译出精品。至此，在葛浩文的发起和主导下，出版网络已成功构建，只等葛浩文交出译稿，即可进入编辑出版环节。
4.3 翻译与编辑方式分析
翻译生产网络一般由译者、原文疑难问题解答者（如作者）、译稿校对人、出版商、文字编辑、封面设计者、印刷人员等人类行动者构成。其中，翻译与编辑是重要环节，直接决定译作的质量和面貌，而后者又直接影响其传播和接受效果。由于编辑出版人员通常对业务内情（往往视作商业秘密）讳莫如深，译者也往往不愿过多透露其工作细节，翻译生产过程研究很不好做。以下就翻译与编辑方式如何影响《红高粱家族》英译本面貌稍作分析。
（1）葛浩文的翻译方式：学术性与商业性兼顾
葛浩文属于学者型译者，从事的是基于学术研究的翻译，具体表现在：在研读原作、掌握作者的背景与写作意图之后才下笔翻译；为准确把握原文，往往不惜费时费力，设法通过各种途径寻求答案；“尽量忠于原文，设法捕捉住原文的意象，再现原作的语域”；除了传译原作的意义，还注重传达原作的效果、意图和语气（Sparks，2013）。这种翻译方式的形成源于他早年接受的严格的学术训练。翻译时遇到原文中疑难之处，葛浩文会径直向莫言请教，因此，在《红高粱家族》翻译期间他和莫言的通信往来“达到了高潮”（Orbach，2012）。此外，他还就《红高粱家族》中的疑难问题，“偶尔求助于”刘绍铭、孔海立、朱志瑜等私交好友（1994年企鹅版版权页上“译者注”）。由葛浩文招募形成的这个“释疑解惑”行动者网络运作顺畅，因此英译本中“硬伤”性误译并不多见。另一方面，葛浩文自称他“靠翻译活着”（Goldblatt，2002）。这句话表面上指他视翻译为生命，实际上也指他靠翻译谋生（既谋求符号资本也追求经济资本）。因此，不同于那些纯粹的学者型译者（如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葛浩文不能不注重读者接受和市场反馈，这决定了他的翻译必然兼顾学术性和商业性，既有忠实严谨的一面，也有灵活变通的一面。“灵活变通”和“忠实严谨”协调统一在他的译者惯习和翻译方式中，这是葛译的显著特色。
有关研究指出，葛浩文惯用的翻译手段有：改换或删减原文隐喻，调整倒叙段落，重组语段，删减与情节发展关系不甚紧密的议论和琐碎细节等，以实现其“易化策略”，贯彻其“读者、目标语和改写原则”，但倾向于直译成语、谚语、文学熟语等中国文化特色词，“异化多于归化”，且尽量忠实再现原作的节奏、景色描写和生动语言（Yan，2013：x，147-158）。兹举一例：
原文：（一个大胆新颖的构思，跳出了奶奶的脑海。）
奶奶剪完蝈蝈出笼，又剪了一只梅花小鹿。它背上生出一枝红梅花，昂首挺胸，在自由的天地里，正在寻找着自己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美满生活。
我奶奶一生“大行不拘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心比天高，命如纸薄，敢于反抗，敢于斗争，原是一以贯之。所谓人的性格发展，毫无疑问需要客观条件促成，但如果没有内在条件，任何客观条件也是白搭。正像毛泽东主席说的：温度可以使鸡蛋变成鸡子，但不能使石头变成鸡子。孔夫子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我想都是一个道理。
我奶奶剪纸时的奇思妙想，充分说明了她原本就是一个女中豪杰，只有她才敢把梅花树栽到鹿背上。每当我看到奶奶的剪纸时，敬佩之意就油然而生。我奶奶要是搞了文学这一行，会把一大群文学家踩出屎来。她就是造物主，她就是金口玉牙，她说蝈蝈出笼蝈蝈就出笼，她说鹿背上长树鹿背上就长树。（莫言，2007：116）
葛译：After cutting out the uncaged katydid, Grandma fashioned a plum-blossomed deer. The deer, its head high and chest thrown out, has a plum tree growing from its back as it wanders in search of a happy life, free of care and worries, devoid of constraints.
Only Grandma would have had the audacity to place a plum tree on the back of a deer. Whenever I see one of Grandma’s cutouts, my admiration for her surges anew. If she could have become a writer, she would have put many of her literary peers to shame. She was endowed with the golden lips and jade teeth of genius. She said a katydid perched on top of its cage, and that’s what it did; she said a plum tree grew from the back of a deer, and that’s where it grew. (Mo Yan，1994: 132)
葛浩文对上引文字采用的主要翻译策略和手法有：
a. 出于保持叙事风格一致性考虑的删削。在上引文字第二段中，首句“我奶奶一生 … 原是一以贯之”为常规叙事，但是后面的句子转为议论的语气，造成叙事风格不一，且作者借题发挥式的议论对“我奶奶”性格刻画的作用不大。这是中国与西方的小说写作传统不同造成的。考虑到英文读者不习惯在小说中读到这种议论性文字，葛浩文把第二段全部砍掉；由于“敢于反抗，敢于斗争”被删，第三段中与之对应的“充分说明了她原本就是一个女中豪杰”一句也被删掉。
b. 省译语义重复句。莫言在上引文字前写道：“一个大胆新颖的构思，跳出了奶奶的脑海，”而第三段首句“我奶奶剪纸时的奇思妙想”是明显的语义重复，因而被省译。
c. 忠实再现生动语言。上例中所有的成语被忠实翻译，且译文形神兼顾，如“昂首挺胸”被译作“its head high and chest thrown out”；“无忧无虑、无拘无束”被译作“free of care and worries, devoid of constraints”。
d. 异化翻译文化特色词。例如，“她就是金口玉牙”（仿拟“金口玉言”）被译作“She was endowed with the golden lips and jade teeth of genius”，努力保留其中国文化的意蕴。
e. 充分发挥译者的创造性。葛浩文的英文驾驭能力强，译文流畅可读自不待言；对原文中晦涩难懂之处，则惯于依据英语惯用法进行再创造。葛浩文（引自Sparks 2013）指出，其翻译的过程是“在吸收一个短语或句子的意义后确定其意图，然后用我们自己的语言（英语）进行再创造”。例如，“会把一大群文学家踩出屎来”（喻令人相形见绌）直译后会令英文读者茫然不解，因此葛浩文舍弃其字面意义，灵活地译作“she would have put many of her literary peers to shame”。
以上分析表明，葛浩文的翻译确如他所说的那样努力平衡“忠实（见c、d）与创造性（e）之间的冲突，有时甚至采用不可避免的折衷方案”（a、b），因而其译文“可读、易懂甚至有销路”（Goldblatt 2002）。英译本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非人类行动者，对《红高粱家族》在美国的传播和接受起到很大的作用。
（2）编辑方式：对原文及译者的干预
笔者比对了《红高粱家族》原文和葛译，发现多处删减，其中占绝对多数的轻微删减（删去若干句子）应该是译者所为⑦，少量较严重的（删掉整段甚至整页）则可能是出版社指定的文字编辑干预的结果。鄢佳（Yan，2013：155）指出，被删削最严重的是第四章“高粱殡”共10页左右的文字，包括对郎中骑的骡子丑态的描写（莫言，2007：217-218）、对高粱殡结束后高粱地惨状的描写（第218页）、“我父亲”站在送葬队伍里面时的心理活动（第233页）、杠子夫们流着鼻血抬巨棺的惨状（第241页）、对看出殡的无辜百姓惨死的描写（第247-250页）。⑧葛浩文透露，维京出版社编辑认为第四章的部分内容“令人不安、冗余、累赘”，问他可否删掉，葛浩文说“我看看再说”，然后去问莫言，莫言说“没问题”，结果就删掉了10页（Goldblatt，2000：25）。如葛浩文所言属实，这将是编辑干预下删改力度很大的一例，但并非孤立的事例。为“让作品变得更好”，更能吸引西方读者，国外出版商和编辑“最喜欢做的就是删和改”，葛浩文往往要“站在作者的立场与编辑据理力争”，以争取“保留更多的原文”；“编辑最爱提的另一个要求是调整小说的结构”，他们尤其注重调整小说的开头(必须能立即吸引英文读者）和结尾（要把故事结局讲完整）。葛浩文承认，编辑提出的结构调整意见有时能把原作改得更好，但删改译稿的意见令他反感（李文静，2012：59-60）。
文字编辑往往按照当代英美小说的评价标准和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对中文小说译者及作者提出删改内容或调整结构的要求，以使译作吸引尽可能多的读者，解决“适销对路”问题。或许有时他们的删改意见是错误的，或许作者和译者不喜欢这种干预，但文字编辑是译作的第一个读者，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因此编辑的干预有时确实能使译作更可读、更好卖。他们的意见值得作者和译者认真考虑。
5结语
从场域理论和译者惯习理论的视角分析，葛浩的台湾生活背景及语言天赋促成其中文惯习，读中文研究生的学术背景促成其中国文学惯习，两种惯习合力，加之他的翻译天赋和多年的翻译实践，促成其译者惯习。其译者惯习体现在翻译选材（偏好严肃、讽刺性的现代中文小说）、翻译观（读者至上、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翻译策略（忠实与创造性兼顾）、翻译方式（学术性与商业性兼顾）等方面。这种惯习帮助他在场域的争斗中胜出，逐渐积累资本，后来助推莫言作品进入世界文学场域，直至帮助莫言摘取“诺奖”。
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看，葛译《红高粱家族》在美国的成功生产依靠翻译发起、出版、生产网络的构建和有效运作。参与网络构建和运作的除了人类行动者，还有电影《红高粱》、小说中英文文本等非人类行动者。
在场域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观照下，翻译既是“社会实践”，也是文化产品生产和传播的过程，依靠有关行动者在文学场域内通过资本的转化，构建并运作一个网络合作完成。整合运用这两种社会学理论为翻译生产及传播过程研究提供了一个很有效的理论工具。希望本文能带来相似研究的涌现。
注释：
①葛浩文“独特的背景”和“介入中国文学的与众不同的方式”使他一直专注于翻译现代中文小说（Levitt，2013），也即中文学习惯习和现代中文小说研究惯习的内化使他最终形成了中文小说翻译惯习。
②葛浩文在回答鄢佳的提问时明确指出，《红高粱家族》英译项目是“译者发起的”（Yan，2013：184）。
③据刘绍铭（2013），此人是香港学者郑树森。
④葛浩文早在1987年就被莫言的中篇小说《爆炸》“深深打动”（Sparks，2013）。
⑤柳亚子（1887-1958）是近代著名诗人、革命文学社团“南社”的发起人之一，以早期和毛泽东诗词唱和而闻名，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柳亚子在国内的文学名声和社会地位可转化为符号资本，获得莫言的认同。
⑥其前身是1925年创建于纽约的维京出版社，1975年被企鹅图书公司收购。截至2006年，维京企鹅推出的作家中有5人获诺贝尔文学奖（4人在《红高粱》出版前获奖），5人获普利策小说奖，多人获其它图书类大奖。维京企鹅在美国乃至国际书市的影响力和声誉可见一斑。参见企鹅官网：http://www.us.penguingroup.com/static/pages/publishers/adult/viking.html。
⑦葛浩文在1994年企鹅版版权页上“译者注”中声明：“在征得作者的同意后，译者对原文作了一些删削。”
⑧鄢佳的统计不够完整准确，如原作第247-250页未被全删，而是每页删去半段或一段，第255-256页“洼地猎雁”一节被大幅度删去，鄢佳却没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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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年第12期，经修订后收入王洪涛主编《社会翻译学研究：理论、视角与方法》（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年）。这次又经修订和更新。
本文转自：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请点击阅读原文查看）